Posted on 2009-01-21 14:47
ZelluX 阅读(870)
评论(0) 编辑 收藏
发信人: linelf (水水), 信区: Real_Estate
标 题: 苏南经济模式兴衰亲历记zz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9年01月15日20:39:22 星期四)
每天我都在思考，为什么我会到现在的地步，昨天我还在一个地方，原以为自己会永
远住下去，但是现在我却住在一个甚至是几个月前也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除了旅游以外
没有任何可能到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当我卧在这个现在已经很熟悉（熟悉得简直和自己家
一样）的城市里，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世间的很多事情，真是有人所不可言表之感觉。
人，如同一个小浮萍，随着大浪飘来飘去，永不停息，直到达到人生的最终点，尔后
消失在无影的世界中。
这种状态，过去不存在，将来或许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开始漂流的第一代
来说，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代。以后的人会适应这样
的生活，他们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小。
从固定到变动，我在这里想讲述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对压力由敏感变成麻木
的故事。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因为人是有思维的动物，对我来说，很多的是对自己的经历
的思考，其中我们未来将向何处去，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经济是关系到未来的主要话题
，所以我思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经济的走向。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论坛，而不是什么文学性质的分类论坛的
主要原因。
愿大家和我一样，承受这个变动社会的压力，不绝望，也不乐观，保持着一种平和的
心态：因为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承受精神和外在环境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心中唯一的祝愿，就是我们的子孙不要象我们一样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
现在我开始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要从六年前讲起……
2000年的3月份，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我的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通过了，考分是63分，
如果这个分数发生在我小学时期，我绝对会收到人生最大的压力，但是在那时候，我最大
的感觉是欣喜；另外一个事情是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几乎是全民上街的一次骚动，原因很
简单，一个和ZF有挂钩的商业企业倒闭了，它向全市几乎所有的市民借了钱，因为ZF没有
钱，老百姓只好上街，全城都是人们，路边全是警察，排成一条线，有的警察还是从南京
调来，有的人甚至还卧轨，导致铁路中断了十多个小时。
苏南模式破灭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当时的局面，而在此之前，苏南的人们一直
沉浸在欢乐之中。经济学家要么是笨蛋，要么是骗子，因为他们一直在告诉人们：全国人
民都要到苏南来购买商品，苏南的商品是全国最有竞争力的，农民会不断地变成市民，经
济会一直这么走下去，直到我们的社会变成和发达国家一样，现代化虽然不是很容易达到
，也不是指日可待，却是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可信的前景，无需怀疑，无需争议，因为这是
真理。
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变化了。苏南突然变了，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地区：一个又一个企
业失去了人影，杂草开始出现在昔日厂房里，本来成为工人的农民现在又回到了田地中，
又开始成为农民；因为苏南模式，以前贫穷的农民变成了90年代的工人，在二十一世纪的
最后几年之内，他们又回到了田地里，变成了几乎和原来一摸一样的农民。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人经历了同样苦痛的变化。这个人是我父亲，当时他54岁，从
1994年起，他成了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尔后的改制大潮中，在1994年，他又成为一家民
营企业的老板，成为原先他所痛恨的人——资本家。
所以我怀疑，他对资本主义的痛恨是假的，可是他在我小时候却很真诚地对我灌输共
产主义理想，而且还很热烈地研究这一制度的可贵性。
但是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听说可以用贷款买下原先的工厂的时候，他又毫不犹
豫，马上找人找朋友，很快贷到了50万元，成了私营老板。在完成这一转变中，他没有任
何的内疚，也没有任何的担心，一切是那么的自然，因为苏南人似乎是很少讲什么政治理
想的。他也不例外。
我父亲是个企业经营的大师：1995年，我父亲就偿还了花费的50万元，没有债务，他
变得充满自信。世界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你们以后会经常想到我的，因为是我给你们
创下了这么大一份产业。”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颤抖着，而且他胡子也
在发抖，眼睛里泪花闪烁，看着我们兄弟两个：我和比我小 11岁的弟弟。
现在我经常在思考：浙江、上海现在的房价如此之高，难道是正常的吗？难道在一种
经济模式下，出现了绝大多数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现象，这种经济模式还能够存在吗？
我父亲工厂的失败和这种现象有关。
在1994年，在看县电视台节目的时候。突然我父亲大声地喊了出来：“这么贵啊！”
当时我们县一个市场开盘，1500元一平方米，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500块一个月，而且因为
是副厂长，工人的工资大约还不到300块。
很快县里房子的价格开始上涨，从大约是600元一平方米，上涨到了800多元一平方米
。但这已经是1995年的事情了.
1995年，我父亲充满自信。
原先他贷来50万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担心，曾经一个阶段，他整夜和我妈妈在商议，
讨论着盘下工厂的事情，他们争议的一个焦点是，能不能还得起，因为工厂当时大约有20
0个员工，工资支付的压力很大，而且产品也不是很先进，虽然可以销售地出去，但是很吃
力，每年几乎没有盈利。如果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偿还 50万元，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是他没有想到，原来工厂变成私营以后，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他甚至把自
己工厂的业务开拓到了甘肃天水这么遥远的地方，正在读高中的我，成了他的助手，既可
以开拓我的眼界，也可以较少成本，因为我不要工资。
现在我还记得甘肃秃头的群山，和达到天水时的惊异，它是一个充满绿色的城市，当
然在城市之外。一点也和铁路沿线的地区不同。
工厂很忙，利润在在不断增加。周围的企业也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些经
济学家说原先苏南模式下的企业是“坐商”，但是我和我家周围的企业不是，我们真正是
跑遍全中国的一群人。
另外一个新闻成了县里的重要话题。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话题，应该具备两个特点：
具有相当的娱乐性；还要具有和生活的贴近性。
这个新闻两个特点都有，所以成为新闻，而且成为人们的话题。
我们县的北部，有三个乡镇，被称为是县里的“金三角”，那里几乎家家开工厂，做
的是灯具，还有眼镜。因为工厂多，所以成了经济的中心，也成了县里姑娘们嫁人的首选
地，用句现在的话来说，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人有钱了，总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来证明他是与众不同的。比如说现在有的老板喜欢坐
宝马，其实宝马和一般的车坐的感觉是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人们喜欢享受与众不
同的感觉，所以在一个人心不是很成熟，但是经济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奢侈品的销售是
永远不会没有市场。
现在人们喜欢的是汽车，因为汽车可以使人们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是在90年代
的苏南。有钱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汽车，原因有两个：当时的电影和传播媒体上还没有汽车
品牌的概念，私家汽车，即使对当时的很多富人来说，也是很遥远的；第二，现在会开汽
车的人很多，会修理的人也很多，而在当时，很稀少，是很高档的技术工种，对于一般人
来说，很难想象再去学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对于很多刚刚从田地里爬出来的人们，别墅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因为使用它不需要
任何技巧，也有助于人们克服那种对机械的不信任感。
猿变成了人，可是总还是存在猿的特性，尽管这种特性的存在没有任何必要。当时苏
南的农民心中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对房屋的追求，农民很遵守传统道德，不愿意露富，对于他们来说，可
以展示的领域很少。房子的大小是否豪华，几乎成了当时人们唯一可以展示÷相互比较的
东西。
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有人会去抓住它。在我们县的90年代，抓住了机会的人是一个预
制站长。
现在很少人知道什么叫做预制站，其实很简单，它是把水泥和钢筋变成建筑材料的地
方，因为是预先制作，所以叫做预制站。
中国人有个毛病：喜欢比来比去，看到人家比自己强，马上就哀叹：“人家有本事啊
！”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老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首先要向一个可能的经济增长点靠近，从事比较接
近的行业，尔后从中获利，成为创业成功者。如果每个人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是人
家有本事。
可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没有那么聪明，因为经济和人心有关系，很难有人知
道下面是刮哪一阵风，所以是不是社会上不能干的人是不是有本事，这就很难说。
苏南很不幸，但是也很幸运。不幸的是，它没有办法逃脱一个规律：当一个经济开始
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候，人们的头脑是容易发热的；幸运的是，从此以后，人们会多少产
生警觉，变得理性。
在90年代中期的苏南，是不理性的。
我要说的这个新闻，就是人们头脑不理性的一个例子。
这位预制站长或许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却是一个很容易发现开始富裕起来的人
们对别墅有狂热的人群中的一个，因为他的产业太接近房地产业了。
所以他干了，从当时还懵懂无知的政府手里批了一块地。在一个乡镇开始建造别墅，
一共造了300套，当然绝大部分是贷款。
周围的人们关注着，看着这个当时还比较疯狂的人。但是很快他们理解了，而且还恍
然大悟：这就是时髦啊！
当时，苏南地区家家都有二层左右的楼房，这种楼房有个缺陷：它们是农民们自己盖
的；而别墅，却是别人为他们盖的。既不习惯为别人服务，也不习惯别人为自己服务的苏
南农民们，开始发现别人为自己服务的尊荣。
当然这种尊荣也并非没有现实的考虑：住上了别墅以后，自己的形象会大大提高，显
示了和别人的不同，和官员说话也有底气了，至少孩子娶老婆要容易很多。
没有广告，没有楼书，没有甚至是最简单的策划。在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推动下，人们
开始追求着一种全新的房产——别墅。为了显示它的与众不同，人们叫它“将军楼”。
别墅项目开发得很快，即将建好，周围的人们也用渴望的眼睛看着这个项目，不断有
人偷偷地和这位前站长密谈，一定要求预留一套。
看到众人的心态这么狂热，一套别墅在这位站长心目中估价不断上升，等到楼盘建成
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价格：100万一套。
与众不同的收款方式差点带来了挤兑，连警察也出动了，县市领导也惊动了，自然要
有人来负责。于是这位前站长被拘留了，原因是扰乱社会主义金融秩序，我学刑法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个罪名，照理说，是应该判刑的。
可是这位站长只是被拘留了15天，尔后被释放了。我想，他当时在看守所里，应该也
是笑着度过的吧。
但是他的结局却是个悲剧。
2005年6月，我到广州出差，在走之前，坐出租车到广州城里转了一圈，在珠江边上，
看到了一座大楼，圆圆的，已经结顶，却没有覆盖上外幕墙，一层层地长满了草，还有小
树，远远望去，象一个空中花园。
司机说，这是一个江苏老板留下的烂尾楼，楼结顶了，这个老板却从楼顶跳了下去，
已经10年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楼盘。但是我知道，他后来嫌我们县水太浅了，所以到广州
去了，楼还没造好，资金紧张，跳楼自尽了。
我叫司机停下车，走出车门，仰头看去，只见在楼的顶上，一颗树长得郁郁葱葱，在
周围的闹市中，显得很凄凉。在我心里，只有一句诗在心里徘徊：“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苏南人的自信在增长，一个个神话在流传。其中最出色的一个是：我们县有一个人，
居住在国外，回国探亲的时候，买了几双皮鞋，准备送给家乡的人，回家亲人们一看，居
然是我们县里出口的。
自信增长的同时，房地产的狂热也在增长：政府的各个局几乎都办了房地产公司，很
多建筑队也办了，甚至一些生产型企业也办了。最为出格的是一个美籍我们县人，回国也
办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名字叫做伯威公司，伯威是他的名字，姓什么我忘记了。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苏南模式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因此，有政企不分的毛病，但是我
觉得不是。
因为，在当时，这种现象固然存在，可是在市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民营企业。而且在
94年95年，集体经济的改制已经结束，剩余的也在进行中。
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是，民营经济第一次出现后的盲目性和疯狂性。
我觉得，苏南模式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发展民营经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不成熟不够
理性，没有预计到民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非理性。
95年，非理性在进一步发展。住房的价格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是老百姓与日俱增的
自豪感，还有媒体，其中包括真正兴起没几年的中央电视台的吹捧。
但是实际上，老百姓是没有什么钱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真的要高上太多，
估计稍微高一点吧。
宣传得多了，人们就信了。
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那一天，有个我爸爸熟悉的绍兴厂长炮
上门来，说愿意到我家厂里来，而且仅仅要当个车间主任，我爸爸问了一下，才知道，绍
兴集体企业厂长的工资和我们这边差不多。
第二天，我爸爸见到这个人说，俗话说，“宁为鸡头，勿为牛后。"既然已经是一厂之
长了，又何必居人篱下呢？再说车间主任的位置已经没有了。
这位老兄失望得不得了，一副弃暗从明从不了的样子，这样回家去了。现在估计要笑
死了（大概会这么想：妈的，老子当年幸亏没有离开浙江！）
下面要说一下我父亲，他16岁初中没有毕业，60年代初和一批年轻人开始搞起工业来
。当时很艰苦，几个人凑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汽油桶，里面糊上厚厚一层泥，找一个风
箱，就是打铁炉；再弄两个拣狗屎的篮子，跑上几十里，到县城唯一的煤炭码头，专门拣
一些洒落地上，人家不要的煤块，一般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当时没有吃的，他们经常饿得半死。挑了一篮子煤炭回来以后，就给公家修修镰刀，
补补犁头，也算是社办企业。
60年代中期，当时江苏流行乡镇办农具厂，于是他们就一下子变成了大集体企业，我
爸爸回家的时候，周围的人经常看到他就喊他是“大工人”。
后来工厂越来越大，因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严重产品短缺，工厂在八十年代越
来越大，终于有了几十亩的厂房，也有了200多工人。
多年来，苦难的生活锻炼了我父亲，他不是很不谨慎的人，反而是一个很睿智的人，
为人也很开明，很聪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喜欢学习，39岁就是八级工了，因此
变成了城市户口。
他看到人家有人念上大学，就把我带到他的家中，让我向他取经。所以，我认识我们
镇在我以前全部的大学生。
辛勤劳动来致富，是他一向的观点，而且也是他一直对我们兄弟两人谆谆教诲这一点
。
95年，情况在变化。周围一些人，平时很懒散，天天睡觉到八点钟，手头原本也没有
什么钱，可是因为前几年，预测到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投入了。虽然还照样游手好闲，手
头的钱却不断地增加。
我父亲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对他的过去进行反思。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坐
在我的蚊帐前，一边抽烟，一边隔着蚊帐对我说：“儿子，你有没有发现我老了？好像我
现在很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可惜的是，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酷爱地理，天天对着中学世界地
图，猛用一种叫做“方格放大法”的方法来画地图。这句话对我来说，什么涟漪也没有引
起，我只是觉得怪怪的。
我还记得，那一天，月亮很圆，月光很好，洒落在我的床头，外面是微微的清风，并
不很热。真是一个很好的月夜啊！
在这个世界中，其实没有复杂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善于把事情搞复杂，比如说，在现在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喜欢搞一些名称
很复杂的东西来欺骗人。这些名称中，还夹杂着一些英文。所以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被欺
骗了。
“了解你自己”，是希腊一座山上的石刻。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自己了解自己呢？
因为不了解，所以容易偏离方向。
我父亲意志很坚定，但是有一个弱点：自卑。他一直很羡慕大学生，为自己没有机会
上大学而痛苦。所以只要有人以大学教授的角色出现，说了一些话，他就奉为真理。
当时的经济学家还不是有机的。他们确实是诚心诚意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对
现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象牙塔里的人。
现在这种现象也不少：法学博士，没有律师经历就做法官；MBA根本没有真正的企业管
理经验，就去指挥一个大企业……
自卑的我父亲，却相信：时代已经改变了。全国人民都要到苏南来购买商品，苏南的
商品是全国最有竞争力的，农民会不断地变成市民，所以房地产业肯定是会永远火红的。
很多事情，不亲身经历，是不知道的。真正知道真理的人，应该是经历了很多，同时
博览群书的人。
当时那些大学教授不是，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也不是。这一道理是我在读了硕士研究生
以后，看到了那些知名的教授，并且知道他们其实很不懂他们的专业以后，才知道的。
因为他们很善于构筑一个模型，但是在这些模型中，有很多现象没有被考虑，只有经
历很多的人，才知道这些现象，没有什么实际经历的大学教授怎么能知道呢？
可是这些人却很喜欢发表意见，而且很多人会相信。实际上，世界上的真理，往往是
很简单的。
这一切，我父亲怎么知道呢？他只知道：那些人是教他所羡慕的那类人的老师！
所以他决心改变。
他的选择和很多现在的人们一样：炒楼盘。
我父亲是很实际的人，他担心的是，自己财富的增长不能赶上时代，所以他决心改变
自己，适应这个时代。
当时，他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实力。既然楼市里，做一个房地产商的可能性已经渐渐消
失，所以他作出了和现在很多温州人一样的选择。
几乎在同时，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小型的老板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发现了银行体系的一个漏洞：一项资产可以多重抵押，比如说在农业银行可以作抵
押，另外一家银行又可以作质押等等。从中间，他可以贷到几乎是工厂资产一倍半的款子
。
在前几年，很多人炒楼盘的时候，也用的是同一手法，只是后来很多银行发现了之后
，才不动声色地堵死了这个漏洞。
所以我父亲是很聪明的。只是后来证明，这种聪明害惨了他。
在我家的后门口，有一棵法国梧桐树，这是我在7岁的时候亲手种下的，现在已经很
粗壮了。树的下面，是一口井，旁边是一丛剑麻，现在也很茂盛了。
夏天树上很容易生虫，虫身上长毛，这种毛要是落下来，人的身上会很痒，到处全是
小疙瘩。所以夏天，我是不去树下的。
但是我家并没有把这棵树锯掉，因为我们全家都很爱树，哪怕是一棵很让人讨厌的树
。我亲手种的树超过了100棵。
但是在春天，树下却是很好的，这时候还没有虫。
95年的春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美好啊！树叶子是那么的绿，阳光是那么的明媚
，空气中弥漫的全是香味，一半是真的香，一般是因为我们家的心情很轻松。
虽然当时很快要高考了，我还是很轻松，因为我是全校文科第一，考上大学问题不大
。我父亲也很兴奋，虽然他自己不是大学生，可是却将成为大学生的父亲，而且很可能是
两个大学生的父亲。
有一天，我父亲、我、还有我的小弟弟三个人来到树下，好像先在井盖上坐了一会儿
。
我父亲的兴致突然来了，他把我们拉到树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对我们说：“来，
给你们划条线。”
我们两个人贴着树站着，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卷尺，给我们丈量。他是做机械
的，身上总是带着这东西。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1米72，我弟弟是1米43。他在树上划了两条痕迹，写上1.72和1.43
。
因为是法国梧桐树，树皮很容易脱落，所以写起来很艰难，字有点歪歪扭扭。这一个
细节，我记得很清楚。
妈妈在家里叫了起来，喊我们吃晚饭。我父亲很悄悄地对我们说：“不要对你妈妈说
啊！”
苏南的天空，近夏天的傍晚，西天边通常是血红血红的。我父亲这时候，突然昂头向
天，自言自语：“如果你们将来成了名人，这棵树也就成名了，我也就沾你们的光，被人
记住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东天是墨蓝墨蓝的，西边是血红的，天空的颜色很艳丽。
他们走了，我留下，揭开井盖，看到在水中，一个半边血红的脸。
我现在在想，我父亲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是充满希望，还是心怀犹豫，却又不得不
上？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预料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狂热席卷了苏南，我们县自然也不例外。
房价节节向上，在96年上半年，终于到了离市中心近一点的房子要1500元一平方。
并不是所有的人是狂热的。这个人是浙江富阳人，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一直在给我家
厂里做配套，为人也很老实。
有一次，他押送了一车货过来，就开始劝告我父亲，意思是现在房价已经到了很离谱
的地步了，应该考虑收手了。
我父亲一直是很善于听人家意见的。可是这次却没有：“我问过了，现在我们县一年
才造60万平方米房子，县里有70多万人，一个人一平方也不够，不用担心的。”
这个人走了。
他当时真是为我们好，也很诚心诚意地想我父亲收手。
后来，这个人成了我们家企业的毁灭者。当企业陷于最困难的境地的时候，他给了最
后一击。
现在我们家里人一点也不怨恨他。因为，大家都是做企业的，你不欠我，我不欠你，
就算我们家厂毁在他的手里，那只是我们无能，不是他的问题，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道理
。
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浙江小企业在为苏南企业做配套，真正的大企业并不多。谁会
想得到，当苏南企业因为种种原因自杀之后，这些毫不起眼的企业会占据苏南企业的市场
呢？
人生中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什么在大街上的陌生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们对
我们最了解，也最容易伤害我们。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和谈得来的陌生人谈出知
心话，而对周围的人却再三保守秘密的原因吧？
到那时候，苏南人从最初的筚路蓝缕，到大中小企业纷纷涌现，已经经历了近30年了
。三十年创业的艰辛，真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可是，因为创业的艰辛，当时的苏南人也滋生了过于自信的情绪。
他们认为，在中国，没有一群农民可以和他们竞争，因为其余的人没有技术，没有资
金，更不懂经营。
这些或许是事实，但是他们忘记了，因为当时体制的严重限制，他们创业的时候，是
从无到有。他们辛辛苦苦花费了很长时间，在体制中打开了个缺口，别的搭顺路车的人却
可以从这个缺口一穿而过。
对竞争对手的低估，是苏南模式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浙江就是苏南的竞争对手，当时义乌已经搞了小商品市场，苏南人对此嗤之以鼻：在
一个没有空运、没有河运、没有任何交通和地理优势的地区，居然能办一个商品交易市场
？
可是苏南人想错了，浙江人是绝大部分苏南企业的终结者。
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在苏南的出现，很早很早，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应该可以从挑着
担子，走家穿户，用糖换鸡毛开始。
有的时候，我母亲看到他们，也会叫住他们，给他们一碗饭吃，这些人很奇怪，一点
菜也不吃，居然能够稀里哗啦地几口，就吃完了很满很满的一大碗饭。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菜，他们说，家里田太少，吃不饱，所以到外面混口饭吃，有白饭
吃就不错了，实在不需要什么菜。
后来这些人消失了，走村穿户的变成了一些自称（或许真的是）安徽的人，当然，他
们干的事情不一样。
这些人有的重新在浙江出现，有的则出现在我们县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些老板，不过
并不象现在这么受人欢迎，也没有这么拥有“浙商”这个统一的称号。
就苏南来说，它是一个包容的地区。这一点，古已有之。
我们县企业的市场在被侵蚀，但人们对此不在乎。因为房价在上涨，得到的远远大于
失去的。
后来者和新来者竞争的时候，后来者永远是吃亏的，因为人们有一个定势。所以，需
要后来者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
市面上开始出现一些形状和我们县的产品一样，但其实不一样的皮鞋。人们买了以后
，一周不到，这些鞋就会原形毕露。
苏南的皮鞋大县现在成了外来皮鞋（当然，有些并不是皮的）的销售地。
现在我们固然可以指责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的不守规矩。但是我想，苏南人也应该
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市场呢？
苏南，特别是我们县皮鞋业的一个缺陷，在于没有品牌。有人形容说温州是个“家家
开厂，户户点火”的地方，如果以此来形容当时的苏南，一点也不为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苏南模式的特点在于集体经济，这一点我并不认可。但是不可否
认，集体经济对苏南的企业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苏南的私营企业主，有些是集体企业里
的员工出来，自己办厂；有些则是由改制转来。
“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很多苏南企业坚信的原则。商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有
可无的东西。
如果现在时光倒转，具有我们现在这样思想的人，回到90年代初的苏南，去询问那些
还在鼎盛期的苏南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为什么不树立自己的品牌。“品牌有什么用？”这
恐怕是他们的第一反应。
是啊，品牌有什么用呢？
苏南的皮鞋行业，很多源于集体企业，对于某种皮鞋的工艺，制作材料，有着自己的
一套规矩。虽然企业众多，但是只要说出一种皮鞋的编号，谁都知道是什么样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品牌呢？
现在我们回想往事，在10多年前，什么品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飞跃牌电视机
、蝴蝶牌缝纫机、“长城电扇、电扇长城”、永久牌自行车，还是苏州产的香雪海电冰箱
？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品牌是用来标志复杂产品的。就现在而言，比如说大米，什么品
牌最好，没有人知道，因为大米不复杂，品牌对消费者的意义不大。遵守标准的苏南人做
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有一群人生产的产品，不是某种类型，居然打着某种类型的
称号，而且看上去一样。
对于同类产品，买贱不买贵，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劣币驱逐良币”，这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但是不是所有的劣币都能驱逐良币，这
时候，只要良币通过某种办法，把自己和劣币划分开来。如果苏南人足够精明，打出品牌
，虽然不断受伪造产品的冲击，或许还能维持下去。
不幸的是，他们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造起了假货。
很多苏南人或许会不承认自己也造过假货，或许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当时的浙江人，
特别是温州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当年很多苏南人确实是造过假货，只不过，当时很多假
货的经销商是浙江人，所以造成了假货全部是浙江人造的假象。
当时，我表兄高中考大学没有考上，去学了皮鞋手艺。在我们隔壁村里一户作坊里做
。皮鞋行业原本是个好行业，好的鞋匠，一年可以拿到5000块，比在机械工厂工作的要多
。
但是在95年，我们县的皮鞋行业出现了亏损，到过年了，他的工资发不出了。
家里经济很困难，就指望他一个人工资过年。结果他跑来我们家借钱。
“以后怎么办？”我问他。“不知道。”他一向沉默寡言，这次他回答起来，犹如来
自地狱的声音。
96年，过年以后不久，他离开了那家作坊。为什么离开？他回答是：“太缺德了，现
在厂里造的全部是假货，根本没法穿。”
我表兄转行了，学起了修车。我表兄可以转行，可是苏南的皮鞋行业却不行，他们没
有把自己和劣质皮鞋划分开来，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泯灭良心，等待他们中大部分的，只
有灭亡。
充满自信的苏南人，这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并非无懈可击，他们身上有致命的弱点。
当他们的竞争对手袭击他们的弱点时，他们居然连还手的能力也没有。
他们张皇，他们无奈，他们不断地指责对手缺乏道德。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诚信的市
场中，道德方面的指责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对抗措施是还击，是弥补自己的弱点。可是，
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没有，他们开始怨天尤人，有的背弃了自己原先的理念，走向沉沦。
坚持自己理念的，并且成功地反击的寥寥无几，但是现在他们熬过了冬天，成为我们
现在看到一些巨人级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苏南虽然中小企业不多，但是却有很多巨
人级，甚至销售额超过百亿以上的企业。现在苏南的“大企业现象”源于此。
熬过冬天，就是春天，在春天里，企业还是可以快速发展。可是，熬过冬天，毕竟是
少数。
等待很多企业的是，灭亡。
外来竞争，不单单带来的是诚信的缺失，而且还带来内部的争斗。
现在，很多浙江老板还告诉我，苏南人是最老实的员工之一。我听了以后，只是笑了
笑。
其实，苏南人以前比现在更老实。
为什么苏南人老实？这要归功于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下，当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集体
企业，他的生老病死，就和企业挂上了钩，而且他的儿子还可以继承他的岗位，叫做“接
班”。
但是集体经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如果一个员工表现不好，企
业照样可以处理，甚至辞退。失去一个工作的代价，足以让很多人对不老实望而却步。
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工人在外面揽私活。我父亲从
来不愿意，不是他不想钱，而是为我考虑，假如我上不了学，至少可以接他的班。
90年代，情况变了，改制开始了。
原本的领导，变成了老板；原本的职工，变成了打工者；原本的同事关系，变成了雇
佣关系……
工人工资的数量没有变，甚至有增加；工人还是在干原来的活；工人还是那个人。可
是他们的思想变了。
改制不是不好，确确实实让企业有了大发展。可是，得者全得，失者全失，这种震撼
力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力有多大？
起初，我父亲并不愿意改制，因为这让他感到道德有亏，可是改制是上面下来的，一
定要改，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去找了镇党委书记，很委婉地说，自己并不愿意改制。党委书记听完了以后，冷笑
一声：“你不想改去，可以，想改去的人多呢！”
很快，我父亲接受了，为什么上面有政策，而且还有好处的事情，自己不去干呢？
可是员工们会想到这么多吗？他们不会，他们想到的是，你道德有亏，所以对你表示
绝望。
在创业的一辈中，我父亲当时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而且从单位的经营状况来看，也不
能说占了很大便宜。
德高望重的元老变成了窃厂大盗。
工人们真正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性。于是，和谐换成了独断，批评变成了呵斥…
…从治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何尝喜欢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不用更严厉的手段，工
厂根本运行不了。
效率提高了，公平失去了。元老成了独夫，成了多疑的监视者。
一批批的员工离开了，他们为的是道德感，为的是争一口气，更为了钱。
很多人去了浙江的企业，因为近。缺少熟练工，缺少技术人员，是浙江很多企业只能
做配套的重要原因。30年积累起来、被保护起来的技术工艺，现在成了竞争者的了。
其实在浙江的企业中，他们也是工人，但是很多浙江老板却不必背负道德的包袱，因
为工厂，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
苏南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对手，这些对手又反过来袭击了苏南的软肋。而且当品牌时代
到来的时候，浙江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出足够质量的产品了。
品牌，本来是不诚信社会的产物，现在又成了打击苏南的武器。
现在回想往事，有很多感叹。当然，我们可以抱怨政府，或者指责政府官员的道德有
缺陷，甚至嘲笑他们玩世不恭。
可是，我们同样也要来审视我们自己，因为这些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来
自我们中间的一员，甚至是我们的父兄。他们的缺点我们都存在。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做事情喜欢方法，却不讲究原则，只讲短期效果，不讲
长期效应，这就是所谓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无论从古人的井田制、九服制，还是现代的一些制度，人们充满理想，规划得很妙，
却不知道如何坚持原则，又能具体实施。所以才会出现一下子全部改制的情况。
可是，决策者的失败，却是由非决策者来承担，这真是我们现代人悲哀啊？而且人们
质疑的是道德有亏者，而很少涉及决策者。
我父亲是个很深沉的人，其实改制后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人们态度
的变化。他不说，我们家人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到工厂里去的时候，人们对我们态度的变化。过去我们可以甜
甜蜜蜜地叫他们一声叔叔，或者是阿姨之类的，现在他们却以“少东家”的眼光来看待我
。如果我叫了，他们会貌似谦恭地说：“啊呀，我们怎么敢当呢？”
春天的时候，河边芦笋的嫩芽冒了出来，黄黄的；对我来说，这些景象和原来一样，
因为改制以后，我们家甚至连桌上的菜也没有多一碟；可是很多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
这是他们境况改变的第一年。
人一天一天地少了，但对工厂没有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是
很重要的，人走了，下面还会有人来。
有一天，我正在工厂里玩，突然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来了，一进门，看到我在父亲办公
室里，呆了一呆，过了好长时间，才红着脸对我父亲说：“师傅，我有点事想对你说。”
我父亲大概感觉出什么不对劲，很僵硬地，却又面带笑容地说：“说吧。”
他看了看我，脸上很尴尬地笑了笑。父亲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
当天晚上，我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吃饭也只是吃了小半碗，平时他吃两碗。那天晚
上，好象天气很好。
我这位师兄现在还在我们镇，出来以后，他也开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厂。在98年以后的
两三年内，他背了一屁股债，人也不知去向，很多人以为他死了。
可是2002年的时候，他回来了，还了债，工厂又办了起来，现在还在我们镇上，现在
看到我们还热情地打招呼，并死活要拉我们去吃饭。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当时是以什么理由要离开的。我父亲没有说过，也没有关照我们
要对他采取何种态度上的疏远姿态。
人就是这么奇怪。
房产的狂热在继续。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也日益增加
。
以前，师傅和徒弟之间，几乎如同父子一样。师傅对徒弟也毫不藏私，倾囊相授。可
是现在，师徒之间也没有那么和谐了，他们之间互相防备，徒弟们只等一学到手艺，就跳
出去；而师傅们则尽可能将徒弟变为自己的廉价劳动力。
街头上，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油滑起来，他们油腔滑调，四处想揩油，占小便
宜，以前，这是很讨人嫌的。现在却似乎成为一种时髦。
男女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很多年轻人结婚÷离婚，很快又结婚……以前的家庭
纽带一下子变得松弛起来。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却同时受苦呢
？她们可以先享受性生活，尔后再嫁给条件好的人。
这种情况，在苏南很普遍，在我们县，大约是最普遍的。所以现在，在苏南人中，我
们县的民风几乎是最坏的：人既没什么能力，又喜欢耍人，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
多年不回去了，真是希望家乡的风气会变好一点。
明白了这一点，家乡也就不美了：艳丽的阳光，开始变得刺眼；远远望去如同大海波
涛一样的庄稼，成了一些奇怪的绿色植物；人们的笑脸，变成了假面具，让人觉得可怕。
我很喜欢和人们说话，父母亲现在一再对我说，对什么人不要掏出心里话。理由是：
“现在人心很坏！”
罗马的崩溃并非一日，苏南的崩溃也并非一日。
罗马统帅小西庇阿攻克迦太基的时候，他不是很高兴，而是无比伤感，说，有一天，
光荣的罗马，也会和迦太基一样，被异族人所征服。
我的先辈们，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我们创造了一份产业，以致被冠以“苏南模式
”的光环。
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基础的毁坏，是当他们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开始的。
一种经济模式，当它成为一种神话，它就离崩溃不远了。只是现在还沉浸在神话中的
人们体会不到而已，当他们体会到时，已经晚了。这时，神话已经破灭，充满了失败情绪
的人们四处分散，流落四方，忽忽如狂，却又不知所措。
论坛上的人们，记住我这句话啊！
95年，一个新的事物开始出现，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人们的餐桌上，那就是葡萄酒。
我还记得我第一看到葡萄酒的感觉：多么奇怪的一个瓶子，居然和现在我们还常见的
啤酒瓶不一样，下面很大，上面很小。我本来以为，酒瓶一定是和啤酒瓶一样的。
但是，在我的口里，全是回味葡萄的味道。没想到，喝了一口，居然只是一些甜甜的
水，有点酒味。
现在回想起来，这酒一定是劣质酒，甚至是勾兑的，可是但是却不这么想，觉得太时
髦了。当时，在电视和电影上，为了表示一些腐败的人们的堕落生活，才会出现一些似乎
很时髦的人，举着酒杯，态度很优雅地小口品尝着这些酒，当然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好下
场的。
葡萄酒在农村普通聚会的出现，当时看作先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苦痛的历史
的开始啊！
葡萄酒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90年代，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县很出名，那就是张家港。它以其城市建设，特别是
那条并不长，但是全国闻名的步行街出名。这条街简直是苏南模式的象征。
张家港的经验在电视上播出，在我们的眼里，看到的宏伟的城市建筑，看到的是干净
的街道，看到的农民成为市民的辉煌前景。
乡镇、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墙壁上也开始刷上了学习张家港的口号。现代化似乎是一
蹴而就。
但是这种学习，对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县来说，还能勉强承受得住，问题不是很大，关
键是我们县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县。
城市面貌改善了，带来的是政府的奢靡之风。
这很正常，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穿着解放鞋，那么他喝稀饭，吃萝卜干也是很正
常的。可是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面貌涣然一新的时候，这个城市管理者还会坚守简
朴吗？
如果还是坚持后者，那就跟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天天喝稀饭，吃萝卜干一样的
了。既然穿上了西装，就要吃住得用的行的和这身衣服相称。
大兴土木要钱，现在官员们都想买车，要钱；住的要宽敞，于是单位要想办法，也要钱…
…
当时看上去豪华的酒店盖起来了，幕墙铺起来了，酒店的名字金光闪闪……企业却开
始感觉到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无数双手开始伸了出来。
但是我还是想说实话，那时的企业负担并不太重，以至到了企业败坏的地步。
因为在其中，还有很多钱是政府一些部门自己赚来的，在房地产高潮中，他们纷纷办
公司，用赚来的钱提高职工的福利。政府搞城市建设，主要来源于贷款和土地出让的收入
。
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在于它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该受到一定
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四处看看，《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多少政府可以收费的项目被堵死
！
可是在90年代的苏南，当时体制还没有如此进步，政府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的能力，
但是却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在名义上有），整个政府就象一张大嘴，象一
个黑洞，能够把什么都吃进去。
90年代流行着一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实话，这片子一般，也没有什么新
意，不过是两个离婚的男女之间唧唧歪歪的鸟事。
可是在当时的干部看来，简直是太好了：老板可以坐车，而且坐的是普桑，住的居然
是酒店。天哪，这才是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各个单位纷纷兴起了造大楼之风，美其名曰为改善市容，而且很多是借贷来修的，要
分多年来付款。当然，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单位要造房子，马上就皱起眉头，大骂：“妈的，老子今年的
年终奖又不能涨了！”
可是在那时，这些造大楼的人却欢欣鼓舞，因为如同农民一样：农民是不是有钱，要
靠家里的楼房来显示；一个单位是不是有权，要靠大楼来体现。
一个单位如果大楼漂亮，那么单位的人会很有面子。苏南人有个癖好，如果吹自己如
何如何，那是不受人欢迎的；如果吹孩子如何如何，那却不成问题。职工的父母来到县城
，也会很得意回家去吹上半天孩子单位的大楼。尔后感叹说：“他们现在啊，真是很体面
！”自觉风光无比。自然，如果有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吹捧，那传播效果更好。
在这里，要讲一讲政府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的运作规律。
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在一个机关里当头头，只要把上面的头头伺候好了，就没有
问题了，这就是所谓的“唯上论”。
这一个观点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
“唯上论”是没错，可是，只是反应了事实的一方面。一个单位的领导要是受欢迎，
还应该具备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获得全单位的人的欢迎。
如果光是欺负下面人，追捧上面人，那这个人是当不了长的。
如何让下面人欢迎呢？一般单位领导，基本上有两招：给物资条件，比如说是房子之
类；还有另外一招，就是给官帽子。
自然，在分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给人以欺负下面人的感觉。其实这
种感觉是不对的，因为从大体上而言，还是公平的。真正有点事情的，也只是一些小的或
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传言中，把这些现象给扩大了。
应该说，那些不受部下欢迎的领导，基本上是两类人，要么穷凶极恶，要么清正廉洁
。前者让人家怕他，后者让人无懈可击（不要以为手下人会感激他，那只是小说或者戏剧
中的情节而已）。
可是这两类人毕竟是极端的，一般的领导干部还是在两者中间，还是有自己的七情六
欲的。
所以他要迎合众人。
可是一般的单位，从财政来的钱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这个领导就遇到一个问题：
钱从那里来？
他们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八个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当然以前的时候，官员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因为集体企业是有级别的，它们是官办的企业，很多集体企业的领导者本来就是官员
。比如说我父亲，原先当过乡镇的工办副主任，也算副股级。
这时候，一些部门就很难伸手，为什么，因为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县里一些局向当
时集体企业伸手的难度，不亚于现在的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要钱。
可是改制后，形势不同了.改制等于是脱掉了企业的“官”背景，一下子由“官”变成
了“民”，这时候，一个小小的乡镇官员也可以来伸手，为什么仅仅因为你现在是“民营
企业”。
在1995年，苏南企业面临着多重挑战：楼市的疯狂，抽走了很多企业的资金，有的甚
至放弃了自己的制造业主业，专门从事房地产；外来的企业竞争力提高，冲击着传统市场
；改制使企业人才流失，风气变坏，吃苦耐劳的精神几乎消失殆尽；而且官员们也开始伸
手。
没有什么社会是没有矛盾的。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可是面对这么多的矛盾，苏南应对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楼市的崩溃即将导致全面的失败。因为这将造成所有矛盾的全面爆发。
1996年，因为忙于高考，对外面的形势不是很了解，但我隐隐约约觉得，不是很好。
我父亲是个酒量很小的人，而且人也很古板，从来不喜欢找人吃饭，特别是官员，一
旦不得不请了，回家以后必然大骂世风日下。
96年，他变了，似乎变得很喜欢吃饭，而且喜欢和一些品德很差的人吃饭。这些人一
般是一些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或者是信用社的主任之类。
有一次，我回到家，看到妈妈和弟弟两个人坐在一起，默默地吃着饭，和以前温馨的
家庭环境一点也不同。\
“爸爸呢？”我问。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上饭店去了。”妈妈很默默地说。
“谁呀？”妈妈就告诉我，是谁谁谁。这些人果然都是名声很不好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到了一定年龄，儿子对父亲有逆反心理的，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过。
因为他既勤劳，又善于吃苦，而且为人很开通，再加上还有一点点幽默和理想，简直是我
人生的标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父亲居然变了，居然和那些人混在一起。真有一种道德形象崩溃
的感觉.
当天，看到妈妈不想吃饭，我也难过，也没胃口，默默地吃了点饭，没吃饱，脚也没
洗，就上床睡了。
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得浑身很酸痛。我的床对着门，一阵一阵地凉风吹了过
来，蚊帐一动一动。这时候，外面的路上，一群下班回来的工人正好从我家门口骑过，自
行车哗哗作响，一边还唱着《水手》：“年少的我……”，伴着一阵阵的大笑。
月色如水，凉意入骨。因为身上很痛，我以为自己感冒了，以前父亲会很关心我的，
他每天总是和我聊上两句。因为当时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所以他一般在家里等我回家
，再鼓励我两句。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父亲有钱了，唉，果然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啊。我这时候
又想到，未来自己不要这样，一定要做个好人，特别是意志坚定的人。
后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父亲和母亲互相不说话，我也上学了。
为什么我父亲要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人吃饭呢，而且全是银行业的人呢？现在想来，一
定是当时出了资金问题了，可是我父亲却不说，也不告诉我们，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抗着
。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1996的感觉是什么的？
我会说，除了不停地在做模拟题以外，没有什么太多地感觉。
没有电视看，没有课外书看，没有春游，没有踢足球，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一次次
的排名。记忆是一片空白，只是为了完成父亲唯一的愿望：成为大学生。
96年7月7、8、9三天是高考的日子，学校派车，又到了县城。
半年一直在忙着做考试题目，进了本来很熟悉的县城。突然有一种很熟悉，但是又很
陌生的感觉：到处是新房子，上面拉满了各种红红的彩条，都是一些庆祝某某楼盘开盘的
话，街道很整洁，沿着京杭大运河，一堵新的城墙也造了起来。
县城真漂亮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光荣和骄傲，充满了我的内心。我挺起胸膛。看
着这一切，心中不断地念着一句话：“这是我的家乡？”
骄傲蒙蔽了我的双眼：那些彩条有些发白，甚至有的还有些破损，楼盘并没有出现有
人居住的迹象，而我父亲却在这些楼盘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2003年，我当时已经在浙江杭州，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开了我们县统计信息
网站，有份统计公报，上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经过几年的消化，现在10年前建造的房
子已经只剩60万平方米，估计再过两年，就可以全部消化光。
当时的景象，其实那是先兆。
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苏南人不幸的是，浙江人冲过来，抠挖了市场的大部
分，而苏南人却还在指望楼市的升值。
以后，在痛苦和反思中，我认识到：在经济中，房地产业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主
业。一旦被一个地区认定为主业，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差不多了。
1996年，我考上了大学，完成了父亲的心愿。父亲很高兴。
那个暑假初期，我过得很轻松，到上海去转了一圈，父亲也很舍得花钱，带我到上海
的饭馆里去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不能乱》。
回到了家，我对父亲说，想到我们家的工厂去看一看，父亲笑了笑，有点勉强，说：
“不用了，你目前最关键的是，要休息好，准备大学后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玩，和一群初中毕业后工作了的同村人，经常去看录像，看得混天暗地的
。
有一天下午，我又去看录像。到了录像厅，老板说不开门，因为他和他老婆刚刚吵过
架。我不想回家，于是在镇上乱串。
不知怎么的，我到了我们家工厂的门口。
我大吃一惊：工厂铁门紧闭，连门卫也不在。去年的同时，是人来人往，不时有一辆
卡车运出货的呀！今天怎么啦？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你不要问，你不要问！”父亲一回家，听了我的问题，就大发雷霆。
晚饭以后，父亲突然过来，对我说：“我也不瞒你了，现在流动资金困难，一个拳头
不能打两个敌人，先保住房子。”父亲很自信地对我说，他投入了500多万，现在房子的价
格是近1000万，只是卖不出去，所以先要保住房子，一旦市场形势好转，马上变现，对工
厂毫无影响。
这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有。我叔叔当时办了一个家具厂，他也投入了100多万，也舍不
得抛掉。
96年的夏天，不是很热，苏南的夏天通常是很热的。但是那个夏天，我很困惑。电视
的新闻上，不断地有一些领导在强调，要做好下岗失业工人的安置工作。
“下岗”，当时是个新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突然下岗。
伴随着“下岗”这个新名词，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先前我们县那位预制站站长在广州
跳楼了。
经济在无可奈何地下滑，我惊异地发现：原先我们周围的一些鞋厂，现在已经消失了
；关于鞋子的神话，现在也没有提了；很多改制后的工厂，居然也和我家一样，关门了。
苏南在没落，可是当时我们认为，苏南在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
道路是曲折的，不假，可是前景却不是光明的。
对一个行业来说，前景是光明的。
这个行业是歌舞厅业，或者也可以叫其它的名字。
街上的年轻人，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工厂里打上半年工，尔后到歌舞厅里
去鬼混上十几天，尔后再回家被父母亲暴打一顿，尔后再去工厂，尔后再去鬼混……
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的行业突然变得火爆起来。
居然不时有人上门，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我考的是师范，自然，也因为我爸爸
是老板。
想起来真是搞笑，现在尽管10年过去了，还是有类似的事情。在北京，上海还有很多
城市，包括杭州，很多2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居然就上当地举办的相亲会，导致参加相亲
会的男女比例达到一比四。
喜欢女孩子早婚，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习惯。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人家给我介绍的女孩子，条件一般都不比我家差（现在想
想，要不是因为理想，我真是应该娶了这些人）.
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变得抢手，是经济衰落的前兆。
在经济火爆的时候，拿固定工资的人真是觉得低微啊，往往人家一个月挣的钱，相当
于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是到了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人却又成了抢手货，因为他们的
未来可以预测。
当人们开始追求又可预测未来的人为女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是不可预测
的。
其实，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中国人老是喜欢把这些东西和人的婚姻连接起来，真是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婚姻本来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东西呀。
我们的国人老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去年，我在温州待了半年，居然发现温州人有个很奇怪的婚嫁观念：女孩子嫁人，一
般喜欢嫁给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
联想到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情况（一直是浙江倒数第一），我暗自在想，莫非温州现
在也要重蹈苏南的覆辙？
我现在还是想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当一种经济模式被传为神话的时候，这种经济模式
也就离崩溃不远啦。
10年风水轮流转，以前苏南人很喜欢的事情，现在的温州人也很喜欢干了，比如说炒
楼、背弃自己的主业，发展房地产等等。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现在很多苏南人倒是以经商为荣，并不是很在意是不是当官员或者是教师，这种观念
好像越来越淡了。
1997年，经济形势开始变坏了。
沉迷于楼市的苏南人，这时候发现，他们以前自以为骄傲的工业，现在也变得千疮百
孔，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候，他们才领悟到
，原来，房子不是象他们能原先所想的那样，是一种神奇的财产，不是恒久保值的。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他们不了解道理中间还含有很多小道理。
2005年的时候，我在温州住了半年，和温州很多政要混得很熟悉（当然是面熟）。当
时温州楼市已经很危险了，一个牛B很大的财团，结果连一块地的土地出让金都不能按时交
出。为什么，我四处询问，结果发现，在他们的脑海中，谈到楼市，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
：“那可是房子啊，只要有人在，房子就不会贬值的。”
这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在人世间，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你不经历过，就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
所谓规律者，如果每一个人相信它存在，它就是规律，如果有一大部分人相信，它就
很可能不是规律。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有很多人相信，有规律存在。相信形形色色的“天命论”者，那
就等于把自己的前途和一生交给这些虚无飘渺的理论。
更要命的是，这些人还可以不负责任!
1997年，经过了一年多的僵持以后，我们县的房价开始下跌。从原先的1500元左右，
下降到1000元，花费了半年；尔后直线向下，三个月之后，由原先的1000元，下降到500元
左右，此后一路不动，既没有人买，也没有人愿意再低价卖出，出现了崩盘后的全面冷清
局面。
此后，房地产再也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对很多人来说，房地产只是很多种生产产
品之一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神奇的房地产从此一蹶不振。
我现在还是要说我的父亲，到我们县的房地产下降的时候，我们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等到我们茫然，想要自救的时候，世界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不论何种经验丰富的人，世界对他来说，只有一个，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我父亲和伙伴们，从白手起家，为我们地区的工业化开创了一条道路，但是到了他年
老的时候，世界改变了。
自信，既然可以帮助一个人成就事业，也能使一个人沉沦，不幸的是，我们家选择了
后者。
在这个时刻，我父亲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从几乎家破人亡的边缘拯救了全家。
楼市有个特点，它往往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很大，价格上涨和下跌，并不是完全按照一
般的商品价格一样来波动：通常是出现一个平坡，尔后直线下降；以后再是一个平坡；尔
后再向下。
我父亲这时候很明白，已经没有办法再企图侥幸，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损失。
所以我父亲的办法是：在房价急剧下降的时候，无论如何不介入市场，因为这会导致
很多人的一起来抛出，反而形势更坏。而进入平坡期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又会以
为是一个高涨的前奏来到，于是会大力吃进，而这时候，房价往往又有小幅上扬的趋势，
于是我父亲就赶紧抛出。
尽管如此，我的父亲还不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衰流，很快他有出售了工厂，天哪，也是
运气好，当时居然还有人要！而且给的价钱还不低！
这样子，整个帐目填平了。没有赢钱，也没有亏欠。我父亲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增
加的只是他的年龄。
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出售他多年经营的财产，而且这财产还是他和同伴们手创出来
的，真是一种痛苦，而且还是超级的痛苦。
要签合同的前一天，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我和妈妈眼泪汪汪。吃午饭的时候，他还
在房间里，我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嘴里不断的念着几句话：“从我手里拿到，从我手里
丢掉，没什么可恨的，没什么可恨的。”
再见了，我的工厂，我曾经寄托了很多梦想：在附近的河边，我拔过芦笋；在工厂里
，我也学过做机械；在食堂边的青苔上，我也曾经跌个半死；在北面阴暗的角落里，我也
曾经在冬天哆哆嗦嗦，感受到了寒冷，而且还要替父亲做账……
以前，我感到痛苦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从此以后，我将成为这里的
客人，而不是主人。
当时我在想，或许不久以后，我会回来的。这将成为我重整家风的开始。事实上，这
个工厂被卖去以后，到现在为止，经营状况并不好，可是我也不象我当时所想象的那么神
勇，现在还没有能实现当年看来似乎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在怀念我家的那个小工厂，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
上总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他们回忆的吧。
这些东西，有一些是物品，还有一些是景色。有的人看到夕阳西下，会热泪盈眶，为
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心中一直有的那个把工厂拿回的感觉，就是要找回我童年的感觉，没有
任何的意义。
我想问一些经济学家，你们的理论中，有这些感觉吗？
他们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只要是价值相同，那它们就是一样的。所以它们之间没
有任何区别。
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闪光。这就是经济学。
我说到这里，不是为了去否认经济学的作用，但我想说的就是经济学不是万能，也不
是什么都能解释的。
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为了总结过去，但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因此遇到几乎完
全和过去一样的情形。那就变成了真理。
但问题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经济学家只能变成“事后诸葛亮”了。
现在人们知道，苏南模式衰落了。
但是一些人不知道，一些人知道。
不知道的人是当时苏南的老百姓。因为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在报纸上看到的，在很多
媒介上接受到的，是苏南模式一片大好……
知道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另一类是经济学者。
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不作声。
为什么？前者是希望能够对外界造成一个印象：我的治下，还是一片大好。出于这种
想法，就要做一些事情，表明我还没有变坏。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到了苏南的京杭大运河边，不会觉得什么，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但是大
家去想，一个运河，数百公里，从镇江到苏州，先筑个坝，把水抽干，再挖下去几十米，
尔后再在两边铺上水泥板，再在路过的乡镇种上玫瑰花，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工程啊！
而且还在那么经济条件萧条的地方！
这类事情很多，比如我们县在重新造了大运河边的一座塔，尔后又建筑了一条城墙，
再建一大群建筑。
城市和县的管理者得意洋洋，以为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建造了一座丰碑，而且还可以那
些好处。
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管理者开始准备为自己建造丰碑，以便流传后世的时候，这个
地方实际上已经走向衰落。
这似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
没有税收，但是政府有办法，他们有行政权力，他们有办法。
很多企业消失了，不是房地产崩溃把它们消灭，不是之后的银行贷款紧缩把它们消灭
，不是浙江的企业把它们消灭，而是苏南的地方政府把它们消灭。
上了马的工程不能停下来，烂尾楼不能出现，公务员加上去了工资和待遇不能降下来
，政府各个单位办的公司又亏得一塌糊涂……但是财政又跟不上，怎么办，只有向老百姓
和小企业伸手。
很多小企业消失了，本来或许它们可以成为大公司的。我们镇里，原先各种各样的作
坊等大约有400户，在两年之内，变成了20多家，损失率达到了95％！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情形让我心中生出痛苦的感觉，我想说，那肯
定是我家工厂解散的情形。
那一天，居然天气很好，真是讽刺！
我父亲到了单位的小礼堂里，里面全是人，不是他叫来的，那是人家来想他要遣散费
，自发地来的。
里面人来人往，很多人挤着，一个个叫着，吵着，闹着……我父亲狼狈不堪，挤了进
去。周围的人习惯性地低下了声音。
我父亲脸上眼泪横流，痛苦万状。
他走到台上，周围的人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我在背后。这是些什么神色呢
？愤怒，痛心，悲哀，同情……样样都有，或许什么也没有，那些人或许已经神经麻木了
.
我父亲第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是个罪人，如果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什
么都不怕，可是我把厂搞坏了。害了大家，害了大家全家，我是罪人！”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在台上号啕大哭。
下面的人无语，一个个也热泪盈眶，他们也一个个低下了头。
当年，怠工的有他们，咒骂的有他们，玩小花样几乎使工厂出事情的也有他们，不断
地故意增加次品的也有他们……
现在工厂没有了，他们中大多数也没有地方去混了，他们将象十多年前一样，回到广
阔的田野中去，重新回到他们的责任田里去。
一场内讧，原先是不想我父亲得到很多，结果闹了下去，却迫使我父亲采取了投机的
办法，结果工厂和他们的工作一起消失了。
后来的老板决心几乎不要他们全部，因为害怕他们。
我家的工厂消失了，很多人家的工厂也消失了。
这就是苏南模式的结局。当然也有很多工厂活下来，这就是那些巨大企业的来源。
经济学家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开始减少分贝，最后无声，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
们又开始赞美别的模式，多么好的危机管理，几乎人人都是这样！
苏南模式消失了，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并不是没有价值。我的先辈们筚路蓝缕，从
最简陋的工具出发，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业模式。
如果说解放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开始，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可以有规划地搞工业的话
，那么苏南模式则证明了，烟囱里冒出黑烟，不是城市的专利，农民也可以搞工业。在实
现工业化的能力上，城市人和农村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人们对城乡区别的强烈憎恨，
很多的自信恐怕可以源自苏南模式及以后的其他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实践。
苏南模式最早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工业化也可以出现在农村，农民在搞经济上也可以
有作为，农民在政治上并不应该生来就是贱民。
中国史书上，在一个人传记最后，往往有一段“赞曰”，来归纳这个人的一生。
我也来一个“赞曰”，尝试着对苏南模式作一个归纳。
赞曰：我辈先人，筚路蓝缕，起于田亩之间，侧身于闹市之中，斯苦斯难，后人难尽
知也，然则奋发而起，遂使举世皆知，其烈烈之举，岂非伟哉！然则燕然已勒之时，却为
心生骄横之日，致伟鳞横海之势，苍翼蔽日之形，不出三载，内患频生，终至垂败，反为
蝼蚁所食，岂不哀哉！
斯情斯景，宛在眼前，而今，后人不思，犹欲继其之弊，不知患在眉睫！记之记之，
无忘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