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明外史》(转)

sorcerer — Fri, 01 Aug 2008 07:14:00 GMT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首部百万言长篇巨构。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小说从1924年4月12日开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五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作品，从第一天见报起，就引起了北京各阶层不少读者的注意。连载不久，反响更加热烈，有些读者为了先睹为快，居然每天下午到报馆门口排队等报，而且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风雨无阻，天天如是！《春明外史》，自然也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春明外史》写到第十三回时，曾由北京《世界日报》出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亦是如此。1927年11月，该报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很快也销售一空。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上下共2函12册。发行前，出版者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的八十六回目全文，用大字刊载，先声夺人，这在上海是罕见的，轰动了上海滩。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很快销售一空。北京的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始作俑者”，而“张恨水”也就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有人说，《春明外史》是父亲的成名作，也有人说是他的代表作，不管怎么说，父亲都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作”。所谓“得意”，是且不论作品的成功与否及别人评价如何，而是自己满意。可能因为这是父亲在北京问世的第一部作品，他花费了不少心血，故而“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话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他对《春明外史》是颇为珍爱的。父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别人介绍说：“张恨水，就是写《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而在私下，他则更加明显地露出这种“偏爱”之情。
　　
　　　　我少年时第一次读父亲的书，也是在“盛名”的好奇驱使下，看了《啼笑因缘》，当然免不了拿书中的一些疑问去问父亲，心想他一定会详加解释。谁知他听了我的提问只是说：“《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太好，你去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吧。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然后再来问我。”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评论自己的作品，感到十分惊奇。我和内子谈恋爱时，她第一次来我家，见到“未来的公公”，当然就会提到《啼笑因缘》，父亲却对她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事后我问内子的感想，她回答：“真没想到，老伯和我想象中的‘张恨水’，全对不上号！”不仅如此，父亲还在他的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他自己是如何偏惜这部书了。
　　
　　　　至于评论界，凡是谈到有关父亲的事，或是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都少不得要提起这部书。《春明外史》在连载时，就引起过众多的评论，有的说好，有的说坏。说好的，称赞它是“婉而多讽”的“警世之作”；说坏的，则斥其为“礼拜六派的余毒，应该予以扫除”。自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父亲也从未深辩。他并且告诫过我们，不许为他的作品说话。父亲尚且如此，如今更毋庸我来置喙。总而言之，好也罢，坏也罢，《春明外史》受到广泛欢迎，不胫而走，却是事实。正因如此，方才受到了专家学者的注意。
　　
　　　　当时，许多热心的读者纷纷给父亲写信，向他询问书中所关心的问题。父亲有的亲笔作答，有的则在报上公开回覆。还有的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一一索隐，更有的竟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就是父亲的夫子自道。几年前香港杂志《掌故》上，有位署名铮洵者，在其《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中写道：“恨水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副刊《明珠》，其得名之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即当时逐日刊载于《明珠》者。予日读之，暇偶投数稿，皆承采录，且函约晤谈，一见即如平生欢。予笑语之曰：‘《春明外史》中之杨杏园，人谓即君自写照，果然。’恨水问：‘何所见而云果然为我自写照？’予曰：‘我未见君前，脑海中想象之杨杏园，正与今所见之足下无异。’恨水遂执手大笑。此事印象极深，今匆匆将五十年矣。”此文写于1973年，今又廿有二年矣，铮洵先生当是90余高寿之老翁，因是署名，不知是哪位父执？再读此文，我亦不禁有“前尘回首”之慨了。左笑鸿叔在1983年重版的《春明外史》之代序《是野史》中有句云：“春明旧梦已模糊，今日惟存此一珠。”诚哉，斯言！
　　
　　　　《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500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谓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妓院、公寓、会馆、学校、庙宇、名胜、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高级饭店……其人物自然涉及各个层面，以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在众多的人物中有总统、军阀、总理、总长、政客、流氓、遗老、遗少、文人、记者、演员、学生、妓女、议员、僧侣、作家以至拉车的、要饭的……这些人物，各有各的口吻，各有各的相貌，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然而，关于《春明外史》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艺术特色，由我来“评论”，既不敢也不合适，好在有关评论父亲的专著都涉及此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张友鸾先生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以及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袁进的《张恨水评传》。英文版的则有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博士王晓薇女士的《分离与回归——谈张恨水的民族小说》、普林斯顿大学谭景辉博士的《张恨水的小说》等，就无须我饶舌了。我只想根据父亲所说和亲友所叙有关《春明外史》的写作背景及其外史的“外史”，做些介绍和说明。
　　
　　　　“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城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都城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描写的就是20年代北京的事。当时，北京正是北洋政府的国都，所谓的“首善之区”，实则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军阀官僚豪绅沆瀣一气，贿选总统，鬻官卖爵，贪污舞弊，酒肉征食，声色犬马。在“歌舞升平”的箫鼓乐声中，充斥着他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也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饿殍的血，灾民的泪，滴滴点点淌进了他们高举的酒杯。而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大举挞伐，可说是“新闻外的新闻”。这就是父亲创作《春明外史》的由来。
　　
　　　　在创作方法上，这部作品本来要走《儒林外史》的路子，但父亲觉得以往这一类社会小说都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情节。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通篇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因而显得结构松散，层次不鲜明，高潮也起不来。于是他煞费苦心地先安排了一个主角，又安排了几个陪客。书中主角杨杏园、梨云、李冬青的爱情故事，起的是穿针引线作用，为的是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由于父亲是新闻记者，他熟悉这方面的生活，也就把书中的主角派为新闻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引出的事自然顺理成章，毫不牵强附会。这样，说些社会现象，便可归到主角的故事上，同时，又可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上去，全书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有关《春明外史》的这一创作技巧，王晓薇博士所著《分离与回归——谈张恨水的民族小说》一书，阐述得相当精辟，读者不妨一读。
　　
　　　　父亲在北京做了好几年记者，一是职业需要，二是求知欲强，他对北京的各方面、各阶层都去主动了解。他习惯于观察生活，还总能保持着新鲜感，愿意体察入微，因而《春明外史》中的人和事自非“向壁虚构”，可谓是“新闻的补充”。但它又不是具体的某人某事，而是通过艺术创作，综合概括、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春明外史》像一面多棱镜，把社会生活中光怪陆离的现象聚成光点，又反射给读者。而那些新老权贵、政客流氓，虽被揶榆讥讽，却又不能自找骂挨，只有徒唤奈何。而读者呢，却因“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
　　
　　　　《春明外史》写的是北京的社会现象，书中的人和事，都发生在读者身边，人们自然会感到熟悉亲切，也就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一些读者，在小说连载时就搞起索隐来，直到现在也还有人索隐，说书中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姚慕唐（张敬尧）、章学孟（张绍曾）、韩幼楼（张学良）、乌天云（褚玉溥（pu））、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苏清叔（吴景廉）、周西坡（樊樊山）、黎殿选（刘春霖）、曹祖武（杨度）、何达（胡适）、余兰痕（徐枕亚）、金士章（章士钊）、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谢碧霞（碧云霞）、么凤（小阿凤）等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得好：
　　
　　　　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决不是原班人马。
　　
　　　　还有人说，《春明外史》是父亲夫子自道，书中的杨杏园就是他自己。这又是钻牛角尖了。当然，读者这样猜测，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熟悉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喜好和父亲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和他正好“吾道不孤”；父亲爱花、喜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也喜写诗填词；父亲不打牌、不喝酒，杨杏园也不打牌、不喝酒；父亲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杨杏园也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相同之处甚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一个作者，把自己喜爱的兴趣、特点，安到他喜爱的书中人物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这和生活中的作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承蒙许多读者相问，父亲遂于1925年12月3日《世界晚报》上发表通信《杨杏园无其人》，以“郑重声明”。而且还有个有力的证明，书中的杨杏园因抑郁愁病而死，作者当时却还健康如牛，这就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决不是生活中的人物之故了。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父亲很喜爱杨杏园，所以这个名字倒颇有意思，父亲原名“心远”，“杏园”与“心远”不是谐音吗？
　　
　　　　父亲没想到的是，《春明外史》竟使他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知交，仅举两例。当《春明外史》在报上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春明外史》，十分倾倒，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竟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甚欢，后经常来看父亲，再后来便想拉父亲去做官，给他帮忙。父亲本来厌恶官场，自然不会答应，就开玩笑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当朋友的好。”后张将军几次敦劝，父亲都不同意，也就作罢。我还曾看到过报上载有以《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为大字标题的文章。还有一位读者，居然是《春明外史》做的月老，使他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太太。这位读者就是张慎之先生。他是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即张秋虫先生的哥哥，后来也做过《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没来北京之前，在山西太原办报。当时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位侧室叫郑秀珍，很漂亮，也有文化，本来对潘就没有什么感情，看了《春明外史》，心仪杨杏园，对新闻记者产生了好感，也想在生活中找一个“杨杏园”，后来偶然和张慎之相识，便一见钟情，两人逃到北京，正式结了婚。张先生进了《世界日报》后，同事们都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春明外史》艺术上的特色，自然应留给专家去评析，但我很想介绍一下书的回目。前文说过，父亲酷爱词章，而且也下过苦功夫。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却都不太考究，而回目又是这一章书的“书胆”，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推敲，始创了“九字回目”，而且还定了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是要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五、音调铿锵，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以平声落韵……父亲这样做，无异是自找苦吃，有时为了一副回目，往往要推敲两三个小时。
　　
　　　　虽然辛苦，但九字回目一出，立即得到不少读者的击节赞赏，尤其是深喜词章之人，不仅吟诵研究，且私淑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一名叫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那时《夜光》主编已是左笑鸿叔，他全文刊出。和诗步韵本是文人常见之事，但“和回目”，还属破题第一遭，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
　　
　　　　我还见过一位金寄水先生，他是多尔衮13世孙，世居北京，是父亲晚年的忘年交。金先生第一次到我家做客，酒酣耳热之际，曾当着父亲的面，把《春明外史》的回目从第一回“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到第八十六回“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全部背诵一遍，并且说，父亲主要著作的回目他都能背诵。这使我大为惊奇。寄水先生还说，父亲的九字回目一出，模仿者不少，后来他和许多朋友写小说均用九字回目，就是父亲的“私淑弟子”了。
　　
　　　　《春明外史》中穿插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在渲染气氛、刻画人物及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如第一回一开始，便用了杨杏园的言志诗：
　　
　　　　春来总是负啼鹃，披发逃名一惘然！
　　
　　　　除死已无消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
　　
　　　　丈夫不顾嗟来食，养母何须造孽钱。
　　
　　　　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
　　
　　　　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个才华横溢、愤世嫉俗，虽穷途潦倒，但又洁身自好、决不趋炎附势的形象，已活脱脱地跳到读者面前。再如，当杨杏园决定向李冬青求婚时，踌躇再三，不知如何启齿，最后写了一首七绝：
　　
　　　　帘卷西风漾鬓丝，黄花相对两三枝。
　　
　　　　花寒若有怜人意，可在亭亭不语时。
　　
　　　　这首诗切时、切意、切题，且又含蓄深沉，既符合杨杏园、李冬青这一对人物的身分、感情，又强烈地表达了杨杏园的爱情，并要李冬青和诗，使读者深受感染。
　　
　　　　全书大约有70多首诗与词，这些诗词绝大部分出自杨杏园、李冬青之手，他们由诗相识，由诗倾慕，由诗订交，由诗分离，由诗死别，层层推进，令人低徊缠绵，掩卷回味。由于书中诗词甚多，我只选录杨杏园代富家骏填的两阕《一半儿》，以为说明：
　　
　　　　一半儿少妇夜读图
　　
　　　　月斜楼上已三更，水漾秋光凉画屏。莫是伊归侬未醒，倚银灯，一半儿翻书一半儿等。
　　
　　　　一半儿少女夜读图
　　
　　　　绣残放了踏青鞋，夜课红楼三两回。个里情思人费猜，首慵抬，一半儿怀疑一半儿解。
　　
　　　　此外，小说中还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劝进表，以及十几封文言尺牍。这些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虽然是文言，但与人物、环境、情节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读起来清丽感人，把气氛情绪烘托得十分浓重。比如杨杏园病危之际口授，李冬青代抄的《自挽诗》四首中的第三、四首：
　　
　　　　白发高堂怆客情，三千里外望归程；
　　
　　　　明宵魂断江南路，黄叶村前有哭声。
　　
　　　　莫向知音唤奈何，人生会合本无多；
　　
　　　　只愁残照西风里，为我高吟薤露歌。
　　
　　　　李冬青写至此，心都碎了，泪流满面，实在写不下去。读者阅至此，也不禁潸然泪下。这还不算，再把高潮向上推，杨杏园咬着牙，靠着叠被写下：
　　
　　　　事业文章，几人得就，永别不须哀，大梦醒来原是客。
　　
　　　　国家乡党，唯我皆违，此行终太急，高堂垂老已无儿。
　　
　　　　杨杏园自挽
　　
　　　　生不逢辰，空把文章依草木！
　　
　　　　死何足惜，免留身手涉沧桑！
　　
　　　　杨杏园再自挽
　　
　　　　实在是令人不忍卒读了……
　　
　　　　说起诗词，还有几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后定，（舒）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西风落木为讳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书中的李冬青，就是因为看了杨杏园和清诗人张船山（问陶）的八首梅花诗而心仪其人的，可见诗词对刻画小说人物的作用了。
　　
　　　　《春明外史》连载时，还引起过一场“风波”，几乎使父亲下不了场。起因是书中被卖身青楼的清倌人梨云，虽和杨杏园相恋，而杨又无力为其赎身，最后因身世悲惨，一病垂危，奄奄待毙。读者早就对这位身陷地狱、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深怀同情，现在看到她将要妙龄天折，都不干了，纷纷写信到报馆，要父亲“笔下超生”，不许梨云死去，有的甚至写信骂父亲“狠心残忍”。但是回目上已明明写出：“满面啼痕拥衾依绣榻，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梨云是必死无疑了，况且这也是为了通过这个人物，来诅詈抗议那个黑暗的社会。父亲也是无计奈何了，只有在报上发表通信，说明深谢读者好意，但又不得不尔，请读者理解。当时，许多人将之称为“为梨云请命”。
　　
　　　　《春明外史》全面真实地描写了北京各个方面的生活。父亲虽寄居北京数年，但对一切都总葆有新鲜感，尤其是对那些老北京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事，更加敏感新奇，可以说，《春明外史》以杨杏园的故事为轴心，向我们展开了一幅20年代的北京风俗图，读者既可作为民俗资料来看，也可作为民国初年的野史去读。世居北京，出身天潢贵胄的金寄水先生，对北京历史的沿革、掌故都素有研究，他说：“恨老不是北京人，反而比我们看北京看得清看得准，对北京语言，也比我们敏锐，所以要想知道旧时的北京，就看《春明外史》。”
　　
　　　　关于《春明外史》，说得太多了，虽言犹未尽，也只有打住。最后我想借用左笑鸿叔于1977年重读《春明外史》后写给我的诗，作为此番介绍的收场：
　　
　　　　重读《春明外史》感怀恨水大哥
　　
　　　　五十年前曾读此，今朝重睹倍伤神。
　　
　　　　引来无限怀人意，老泪纵横不自禁。
　　
　　　　当日倾交恕我狂，而今把卷感苍茫。
　　
　　　　文章自是能千古，读到佳篇字也香。
　　
　　　　平生风义兼师友，一念交情一惘然。
　　
　　　　铸鼎燃犀穷万象，长留书卷在人间。
　　
　　　　天寒岁暮感慨万端
　　
　　　　笑鸿丁巳时年七十又三

sorcerer 2008-08-01 15:14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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